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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无意对扎克伯格发表这封公开信的动机妄加猜测，仅从内容上看，这封公开信确实对互联网产业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些反思。而在当前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相关的反思是十分重要的。扎克伯格呼吁的其实是明确的规则从本质上讲，扎克伯格的公开信还是在讨论一个老问题——政府监管和平台的自监管之间究竟应该如何划界。一些评论认为，扎克伯格之前大力倡导平台自我监管，而现在却呼吁政府发挥更多作用，其态度是前后矛盾的。但在笔者看来，其实他本人的态度变化并不是那么大。在公开信中，扎克伯格反复强调了Facebook作为平台的责任及其所作的贡献，这表明，他并没有对平台自监管的重要性给出否定。只不过，在他看来，如果平台与政府之间的责任边界没有划清，一旦出了事就让平台承担责任，平台就会无所适从。从这个意义上讲，扎克伯格呼吁的政府监管，事实上更多的是一种总体规则上的指导，而不是一种事无巨细的介入。事实上，如果我们关注一下扎克伯格的言论，就会发现他在去年的听证会上就表达了希望政府监管的态度，并指出在监管缺位的状况下，Facebook本身也成了受害者。从语境上，我们不难推断出，他当时指的监管，应该也是一种更为宏观的、原则性的监管。

与此同时，中天能源由于在2018年上半年到期融资未能顺利续贷等原因，导致流动资金紧张，也开始出现债务逾期的情况。2018年11月，中天能源发公告称，中国光大银行北京建国门内大街支行因信用证纠纷约5002.95万元银行债务逾期一案，向法院起诉查封、冻结了公司部分账户（包括募集资金账户）；兴业银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因公司未清偿逾期债务约1.82亿元，向法院起诉查封、冻结了公司部分账户（包括募集资金账户）；中基宁波集团与子公司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涉诉金额约为860万元，向法院起诉查封、冻结了青岛中天的部分账户（包括募集资金账户）。

在传统的经济条件下，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事情是分得很清楚的。企业内部的事情由企业管，企业之外的事情（包括企业本身）由政府来管，但现在的平台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突破了传统上的企业边界。在很多时候，他们必须要对原本属于公共领域的事务进行管理。例如，传统企业很少需要去关心社会舆论，但像Facebook这样的平台企业就必须对它上面的舆论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控，并根据相应的动向进行监管。而平台的这些行为本身，其实已经处在了规则的模糊地带。为什么作为一个企业，Facebook有权去管制舆论？这是很多人的疑问，也正是扎克伯格信中提到的“立法者认为Facebook在控制舆论方面有太多的权力”这个说法的来历。但是如果Facebook不管呢？它可能也会因对不良信息放任不管而受到指责。从这个角度看，其实政府与平台之间的关系不清，是让以Facebook为代表的平台企业极为尴尬和被动的事。这意味着，他们怎么做都有可能错，都有可能被指责甚至处罚。因此，扎克伯格呼吁政府更多管制，给出一套更明确的标准、规则，其实就是呼吁在政府责任和平台责任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从而让自己有一个规则可依。

新版《若干规定》提出，对金融机构落户、增资扩股、并购最高分别奖励2500万元、1000万元、1000万元，对金融机构地区总部、金融机构专业子公司最高奖励200万元，对保险中介机构最高奖励500万元，对金融市场交易平台最高奖励2000万元。此外，对上市挂牌企业最高补贴300万元，对发行债券的企业最高补贴100万元；在区域股权市场进行股权质押融资的企业最高补贴10万元；对股权投资机构最高奖励1500万元；对社区金融服务站给予10万元补贴，对农村金融服务站最高给予15万元补贴，对银行机构投放小微企业贷款、绿色贷款、涉农贷款最高分别给予100万元补贴；对金融科技类主体最高奖励300万元；对在国际金融城购地建设及购买办公用房的金融机构每平方米补贴1000元。

首先，是美股当中上市公司的数量呈现大幅度的减少。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前的1998年，美股中的上市公司数量在7500家左右，这个数字在2004年下降到了5000家。在09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进一步下滑到了4300家。而截至去年年底，已经到了3482家。

城投债方面，其业务范围主要是城建、公用事业、交通建设等，因此，城投板块受疫情影响的程度最低，同时，考虑到城投作为逆周期调节政策的主要抓手，后期在主动修复经济时还可能使得整个板块受益。虽然，疫情重灾区带来当地经济出现明显下滑，财政收入减收，可能是这轮短期冲击下值得关注的风险点，但从城投债的偿还意愿和城投品种对经济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程度来看，疫情重灾区湖北省作为全国人民的焦点地区，其城投债到期的偿付意愿反而会进一步加强。因此，此轮疫情对城投品种的短期负面影响有限，不做赘述。